從宗教信仰與茶飲的關系來看，飲茶習俗在中國的興盛與道教和佛教的推動也有莫大的關系。
魏晉南朝飲茶的興盛與道教服食丹藥尋求精神刺激有關，因飲茶能帶來使人精神振奮的直接生理反應，故將茶視為“多服、久服不傷人”的“上藥”，而未提及飲茶過多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
從三國到南北朝的三百多年時間內，佛教盛行，佛家利用飲茶來解除坐禪瞌睡，在寺院廟旁、山谷間遍種茶樹。此后，飲茶的習俗與佛教的普遍流行相得益彰。
關于茶樹的來歷，佛教教義系統(tǒng)中甚至有一個美妙的神話故事來建構飲茶與參禪之間的密切關系。在佛教傳說故事中，佛祖菩提達摩禪定時竟然睡著了，羞憤交加的達摩割下了自己的眼皮，而那些落地的眼皮后來就變成了茶樹。
而此后參禪的僧人之所以能入定不寐，就靠了飲用這達摩眼皮化生的茶樹制成的茶飲，并由此建構起“禪茶一味”的佛家飲茶哲學。
在醫(yī)藥治療尚未系統(tǒng)化和理論化的上古時期，具有治療功效的茶很容易被神化且被視為珍品。
周武王伐紂時（公元前1135年）就有將茶葉作為貢品的記載。據(jù)《禮記·地官》記載，“掌荼”和“聚荼”以供喪事之用。
到了春秋時代（公元前722年至491年），茶葉產(chǎn)量增加，茶的作用開始由祭品向食品過渡，即由祭祀祖先和神明的食品向日常食用的食品過渡。
《晏子春秋》說：“嬰相（公元前514年左右）齊景公（公元前547年至489 ）時，食脫粟之食，炙三弋五卵茗菜耳?！笨梢姽?世紀初，茶葉已發(fā)展到即是極品又是菜食了。
隋唐兩代，茶葉逐漸從社會上層社交飲料和方外思禪之物轉變?yōu)榇蟊婏嬈?，為社會廣泛接受，茶葉在中國傳統(tǒng)社會中的經(jīng)濟和文化作用凸現(xiàn)。
西漢以降，國內茶業(yè)市場不斷壯大，茶商人數(shù)隨之不斷增長。茶葉貿易的興盛始于唐宋，至明清達到空前規(guī)模。
茶葉貿易的興起也為帝國帶來了豐厚的利潤。茶葉在唐代被列為與鹽鐵并重的專賣品，唐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開始征收茶稅，從此茶稅成為帝國的重要財政來源，想來頗似今天煙草的地位。
從地理空間的分布來看，茶樹的自然習性決定了其一般只能生長于南緯33度以北和北緯49度以南的地區(qū)。在我國，茶樹最早發(fā)源于西南山區(qū)，制茶技術、飲茶習俗也最先發(fā)端興盛于南方經(jīng)濟較繁榮地區(qū)。
唐朝以前茶飲習俗的這種南北之分既是地理空間上的區(qū)分，也表現(xiàn)為族群空間上農耕文明與游牧文明的對峙。在傳統(tǒng)中國歷史演變過程中，圍繞著“十五英寸雨量線”，南北方的拮抗持續(xù)了兩千余年。
期間，或是游牧民族跨越長城，侵掠和入主中原或是衛(wèi)青、霍去病、李靖等馳騁征戰(zhàn)于漠北、陰山，雙方雖不能以原有之文化形態(tài)去統(tǒng)一“他者”，但均未放棄文化和經(jīng)濟上的交往，而是形成了一種紛爭其表，共存其內的密切關系。
在梁任公所謂“中國之中國”形成過程中，原本作為經(jīng)濟作物的茶葉所起作用遠遠超出了作為單純日用飲品，在文化涵化和傳播過程中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并成為文明發(fā)力展的兩大力量之紐帶。
茶葉貿易的繁榮，將南北方緊密地聯(lián)系起來，雙方的頻繁互動，使南北方在文化和經(jīng)濟上的聯(lián)系突破政治和疆域的限制，為大一統(tǒng)的民族國家和多元一體的民族關系的形成提供了助力。茶葉貿易作為帝國邊疆政策一枚重要的棋子，為雙方均勢提供了平衡點。
卡蒂薩克號在1870年至1878年期間，往來中國與英國兩地，作為茶葉貿易的遠洋運輸工具。 （肖坤冰 攝， 2017年7月）
然而，在沒有茶樹分布的北方，茶葉這一“南方之嘉木”在游牧民族中的待遇卻經(jīng)歷了從“水厄”、“酪奴”到“仙茗”，從被視之為一種災難到最終成為日常生活必不可少之飲品的戲劇性轉變過程。
《世說新語》載：“晉司徒長史王濛好飲荼。人至輒命飲之，士大夫皆患之。每欲往候。必云今日有水厄?！?/p>
從“水厄”一說中也可以看出，雖然在當時的江南地區(qū)，飲茶早已成為一種習俗并且有像王濛這樣的“茶癡”，但卻并不能為從北方遷來的人普遍接受。
“水厄”因此成為茶的一種貶稱和戲語。據(jù)北魏楊炫之《洛陽伽藍記·正覺寺》記載：（劉縞）專習茗飲，彭城王謂縞曰：“卿不慕王侯八珍，好蒼頭水厄。”講的是彭城王元勰諷刺劉縞“為什么不像王侯將相那樣喜好山珍海味，卻偏好南方奴才喝苦水呢！”。
茶在南方被不喜愛飲茶之人貶稱為“水厄”，而在北方，北魏尚書令王肅更為茶戲貶為北方人經(jīng)常食用的奶酪的奴隸——酪奴。
但是沒有多久，隨著國內茶葉種植的擴大和飲茶之風的日益盛行，茶葉逐漸傳入西部和北部邊境，調整了游牧民族的飲食結構，“酪奴”、“水厄”轉而變成了“仙茗”。
邊境游牧民族長期以肉類和奶制品為主食，而茶葉富含維生素、單寧酸、茶堿等，能補充游牧民族所缺少的果蔬營養(yǎng)成分，并能化解油脂。此外，飲用滾開的熱茶，可以殺滅細菌，也就減少了腸道以及血液寄生蟲感染的機會。因此，中原漢族作為生活調劑品的茶葉，對于北方的少數(shù)民族卻像糧食和鹽巴一樣，成為生活必需品。
一方面，由于北方的自然生態(tài)環(huán)境限制，不可能種植及加工茶葉，因而必須依靠從南方生產(chǎn)的茶葉。另一方面，自戰(zhàn)國趙武靈王效仿游牧族群胡服騎射后，靈活機動的騎兵開始在戰(zhàn)場上取代了笨重的戰(zhàn)車，馬匹在古代戰(zhàn)爭中的重要性日益凸現(xiàn)。
中原漢人建立的政權要想與北方游牧族群的騎兵部隊相抗衡就必須獲得馬匹。但是對帝國而言，馬匹這種如此重要的戰(zhàn)略物資卻多產(chǎn)于西部和北部邊疆的少數(shù)民族聚居的牧區(qū)。南北雙方相互的需求由此產(chǎn)生了茶馬互市制度。
“茶馬互市”初始多使用金帛。有唐一代，茶業(yè)貿易成為唐帝國充實邊防，“以茶制邊”的重要物資。兩宋期間，中原王朝與北方游牧政權遼、金、西夏戰(zhàn)事頻仍，軍隊對馬匹的需要更為迫切，以茶易馬成為關系到帝國存亡之要務，故宋設茶馬司專司其職。
據(jù)記載，宋代每年與邊境民族易馬達兩萬匹。蒙元政權統(tǒng)治中原時期，原本出于軍事需要的茶馬貿易暫時中斷。明代，蒙古政權雖被逐，但在其在北疆的勢力仍然強大且當時西北諸蕃尚多觀望的情況又使得明帝國不得不恢復茶馬貿易。
明初，中央政府在西北設茶馬司，并參唐宋茶法，制較完善茶法。“明茶法有三，曰商茶，曰官茶，曰貢茶。商茶輸課給引略如鹽制，官茶貯邊易馬若征課鈔，貢茶則上供同也”可見，商茶和官茶乃是茶馬互市的重心所在。
綜上所述可見，茶葉作為一種典型的“文化之物”，在人們消費其使用價值的同時，也被編織進社會的價值系統(tǒng)和文化實踐當中。茶之名、茶之用、茶之味無一不是茶與自然環(huán)境、人文環(huán)境和社會環(huán)境相互影響和作用的結果。
在接納茶葉的各社會群體中，隨時間的流逝，茶葉承擔了不盡相同的社會功能。茶葉在帝制中國的財政稅收、華夷互動、族群認同、朝貢體系的維系等方面都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它既是中國歷史上最為重要的文化符號之一，也成為近代中國進入世界政治經(jīng)濟體系的過程中各國競相追逐的重要物資。宗教、戰(zhàn)爭與近代商貿活動對今天茶葉在全球范圍內的消費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
文章來源：本文節(jié)選自《民族藝術》2015年第4期，注釋從略，詳見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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